王大娘是
员。啥时候入的，连她丈夫都不知道。要说也是的，一个庄稼汉的老婆，伺候好公婆，照看好孩子，围着锅台转，把
啊猪啊什么的都喂好了，才是妇道人家的本分。可王大娘却不，她不但自己入了，还时不时地吹吹枕头风，把自己刚明白时间不长的新鲜道理，有意无意地说给丈夫听。别说，还真有效果。没多久，通情达理的丈夫就被她介绍入了。那时候，正是抗战时期，那万恶的小日本鬼子闹腾的正凶着呢！小鬼子闹腾的再凶，也没有震唬住老百姓的抗
热情，更阻挡不住共产领导的敌后抗游击斗争。局势虽然艰难，可共产、八路军照样得到人民群众的鼎力相助，更有像王大娘和她丈夫这样忠诚的共产员们在拼死干革命。虽然经常有乡亲被害，同志牺牲。谁听见这惨信，心里都要扑腾扑腾。可扑腾归扑腾，王大娘两口子照样跑西跑东的，很少有个消停。因为给他们两口子的主要任务，就是传递情报，跑交通。既然两口子都是
的交通员，那王大娘家自然也就成了组织的堡垒户，交通站了。组织信任王大娘两口子，区里、县里开个会什么的常在她家。这时，王大娘的任务，就是坐在家门口，边纳鞋底边望风。他丈夫就远远地在村口盯着，有个风吹草动的就跑回来报信。“五一”大扫
以后，局势更严酷了。小鬼子像疯狗一样地到处抓共产、八路军。有时候，小鬼子会突然间就把村子包围起来，要乡亲们
出隐蔽在村里的共产、八路军。不出来就烧房子，还打人、抓人、杀人。就这样，王大娘两口子也没有含糊过：照样风雨无阻地送情报送信；照样掩护自己的同志过封锁线；照样把伤病员接到家里养伤；而区里、县里的同志也照样在王大娘家里接头、开会、研究工作。是真的不害怕吗？用王大娘的话说：“咋能不害怕呢！那难受劲就甭提了，心里扑腾扑腾地一个劲地跳，都堵到了嗓子眼。可再怎么着，你也得忍着啊。那时候，早就想好了，如果叫小鬼子抓住了，就一个原则，任他怎么着，我是什么也不说，大不了不就是个死吗？那场面我见多了，光我们村就叫小鬼子杀了十几个。”有一天，正是天寒地冻的腊月里，大雪纷飞，北风呼啸。王大娘的丈夫出去送情报，回来时天已经很晚了，进了门就有些心神不定，闷闷不乐的。王大娘问他怎么了，他就是不说，只是趴在小炕桌上吧嗒、吧嗒
他的烟袋锅。末了，对王大娘说：“给我做碗面汤吧，你做的面汤，我最喜欢喝了。”王大娘赶紧和面点火，做了一大碗香
的面汤，里面还煮了两个荷包蛋。看着丈夫狼
虎咽地喝着面汤，可眼睛里却有东西在闪亮。“这是咋的了，你到是说话呀！”丈夫放下碗，抬头看着王大娘，堂堂的男子汉竟
出了两行热泪：“组织上要我出趟远门，可能短时间回不来了，你要照顾好爹和娘，还有咱们的孩子。”“那啥时候走？”“现在。”王大娘还想问点什么，可想到组织有纪律，又看到丈夫也没有将详情告诉她的样子，也就不再问了。王大娘明白，这是组织上派丈夫做别的重要工作去了，夫
两人就要分开了，这一分别，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再见面呀！想到此，王大娘就猛地扑在了丈夫的肩上，呜呜地就哭了起来。夫俩就这么相拥相泣，泪水就打
了衣裳。亲了亲
睡的儿子，又悄悄掀开门帘，瞧了瞧已经躺下的爹娘，看看天色已经不早，就拿着王大娘给准备好的，放着几件换洗衣服的小布包，就上了路。外面，没有月光照亮，只有风在呼呼地吼，雪在纷纷地飘。借着雪地的反光，王大娘看到，渐渐远去的丈夫，竟是一步一回头…自己的丈夫这一走，是一去不回，没有了音信。王大娘有些担心了。区里来了人，就向他们打听，可回答说都是不知道。后来有一次，县大队的政委，也就是县委书记隐蔽到了王大娘家，又提起这事。政委说你以后就别打听也别问了，他是在干很重要的工作呢。干什么，没说。去了哪里，也没说。可政委那话说得
亲切真实也让人放心的。恩哪！王大娘就明白了，也就放心了。心里还不住地埋怨自己：“入都好几年了，连这点道理都不懂？丈夫被组织派走了，那就是革命的需要呗。组织上不告诉我，那肯定也是工作的需要了。”从此，王大娘再也没有向组织上提起过这事，只是在夜深人静时，思念起丈夫来，辗转反侧，难以入眠，那泪水就扑簌簌地，就浸了枕头。丈夫走了，王大娘更累了，也更忙了！以前组织上交给的工作是两口子帮衬着干，现在都
在了她一个人的身上。王大娘拉扯着才几岁的孩子，又照顾着年迈的公婆，还要拾掇着地里的庄稼。上级一旦有了指示、情报什么的，依旧要过封锁线，冒着危险去送信。里里外外的，都指仗着她。就这么紧张着，劳累着，危险着，还真过来了。让人万分庆幸的是，这么多年出生入死、担惊受怕的，不知经历了多少次险情，总是能化险为夷，还真没出过什么事。连王大娘自己都觉得幸运的，心里想：“这是丈夫在保佑着我呢！”丈夫走后，王大娘就养成了一个习惯，每逢腊月里丈夫离开家的那个日子，她都要做一大碗丈夫最爱吃的面汤，面汤里面，照旧是两个荷包蛋。拿一双筷子放在碗上，瞅着面汤心里就默默地念叨开了，就期盼开了：“说不定，今天他就回来了吧，这都几年了，也该回来了！”就这么念叨着，期盼着，就泪了满面。那冒着腾腾热气的面汤，渐渐地变凉了，最后，驼成了一体，像一块冰疙瘩。说话就解放了。“解放区的天，是晴朗的天。”王大娘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地过封锁线送信送情报了；再也不用为如何坚壁伤病员而伤透脑筋了；区里、县里来人，也不再守着门口东瞧西看地望风，而是和同志们一起坐在炕头上，喝着香甜的大枣茶，剥着炒花生，痛快地聊，痛快地笑了；土改了，分了房子又分了地，老百姓的日子眼瞅着就好起来了。王大娘看着眼前的这一切，想着眼前的这一切，心里就有了从未有过的爽快，就高兴得合不拢嘴。她觉得自己参加共产
，提着脑袋风风雨雨地跟着共产干革命，这条路是走对了，虽然受了好大的委屈好大的罪，可值！非常值！笑着笑着，王大娘的脸上就没有了笑容，她又想起了那杳无音信的丈夫来了：“他要在，看到发生的这一切，该有多高兴啊！解放了，他也该回来了吧？”想着想着，一声长叹，泪水就涌出了眼眶，就成了行。组织上让她出来工作，王大娘非常高兴。可是想到家里的孩子和年迈体衰的老人，她犹豫了。丈夫还没有回来，这老人孩子的，没有人照顾哪行呢？于是，就向组织上说明了自己的想法。组织上当然了解王大娘的情况，也就同意了。就这样，王大娘就没有出来工作，就留在了家里照顾公婆、抚养孩子。那些与她一起参加革命的
员，大都在区里、县里工作了，可王大娘仍是一个农民。忙完了家里的锅碗瓢盆，就接着忙地里的玉米高粱。就这么里里外外地忙着，把孩子就忙大了。王大娘的孩子真争气！高中毕业后就考上了天津医学院。毕业后就分配在了天津一家工厂里，在医务室当大夫。孝敬懂事的孩子，没过几年，就把娘接到了天津一起生活了。因为这时，王大娘的公婆都已经去世，王大娘是既当儿子又当媳妇的，风风光光地把公婆发送了，可家里就剩下了她自己，孤身一人地守着空
的房子和院落，苦苦地等待着丈夫的归来！1968年，为了
接“九大”的胜利召开，在内搞了一个“吐故纳新”运动。就有人揭发说王大娘的丈夫是叛徒，说是有人在保定城里看见过她丈夫穿长袍戴礼帽，还架着一副墨镜，和一帮伪商会的人混在一起，又是看戏又是下馆子。这事可非同小可，就马上派了人去调查。调查来调查去的还真有这么回事。就让王大娘坦白代，甚至有个四六不懂的愣小子还朝着王大娘喊了句“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”的口号。可把个王大娘气坏了，也急坏了。气的是她一个光明磊落的老共产员，生生死死地跟着共产走，竟有人对着她咋呼了一通什么从宽从严，她不明白，那口号，不是对敌人说的吗，怎么冲着自己来了？急的是她相信丈夫绝对不会当叛徒，这里面肯定有误会，没准还是诬陷。可现在说啥也没有用，自己两手空空，还真的拿不出丈夫不是叛徒的证据来。刚一解放那阵子，王大娘为找丈夫可没少跑路。这打听那打听的，可谁都不知道自己丈夫的下落。看来，唯一知道情况的，就是那个县大队的政委了，那就找政委吧。找来找去，到是找到了政委的消息，可那个县大队的政委，也就是县委书记，早在一次反扫的战斗中牺牲了。丈夫的线索也就断了。王大娘是既纳闷又糊涂啊，自己的丈夫，一个不傻不捏，五大三
的大活人，怎么生不见人，死不见鬼了？但有一样，她非常清楚，也非常坚定，就是自己的丈夫决不是叛徒，他是干革命工作去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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