以下这些话，是因为见了《语丝》（一四七期）的《随感录》（二八）
（2）而写的。
这半年来，凡我所看的期刊，除《北新》外，没有一种完全的：《莽原》，《生新》（3），《沉钟》（4）。甚至于⽇本文的《斯文》，里面所讲的都是汉学，末尾附有《西游记传奇》（5），我想和演义来比较一下，所以很切用，但第二本即缺少，第四本起便杳然了。至于《语丝》，我所没有收到的统共有六期，后来多从市上的书铺里补得，惟有一二六和一四三终于买不到，至今还不知道內容究竟是怎样。
这些收不到的期刊，是遗失，还是没收的呢？我以为两者都有。没收的地方，是京北，天津，还是海上，广州呢？我以为大约也各处都有。至于没收的缘故，那可是不得而知了。
我所确切知道的，有这样几件事。是《莽原》也被扣留过一期，不过这还可以说，因为里面有俄国作品的翻译。那时只要一个“俄”字，已够惊心动魄，自然无暇顾及时代和內容。但韦丛芜的《君山》（6），也被扣留。这一本诗，不但说不到“⾚”并且也说不到“⽩”正和作者的年纪一样，是“青”的，而竟被噤锢在邮局里。黎锦明先生早有来信，说送我《烈火集》（7），一本是托书局寄的，怕他们忘记，自己又寄了一本。但至今已将半年，一本也没有到。我想，十之九都被没收了，因为火⾊既“⾚”而况又“烈”乎，当然通不过的。
《语丝》一三二期寄到我这里的时候是出版后约六星期，封⽪上写着两个绿⾊大字道：“扣留”另外还有检查机关的印记和封条。打开看时，里面是《猓猓人的创世记》，《无题》，《寂寞札记》，《撒园荽》，《苏曼殊及其友人》，都不像会犯噤。我便看《来函照登》，是讲“情死”“情杀”的，不要紧，目下还不管这些事。只有《闲话拾遗》了。这一期特别少，共只两条。一是讲⽇本的，大约也还不至于犯噤。一是说来信告诉“清
”的残暴手段的，《语丝》此刻不想登。莫非因为这一条么？但不登何以又不行呢？莫明其妙。然而何以“扣留”而又放行了呢？也莫明其妙。这莫明其妙的
源，我以为在于检查的人员。国中近来一有事，首先就检查邮电。这检查的人员，有的是团长或区长，关于论文诗歌之类，我觉得我们不必和他多谈。但即使是读书人，其实还是一样的说不明⽩，尤其是在所谓⾰命的地方。直截痛快的⾰命训练弄惯了，将所有⾰命精神提起，如油的浮在⽔面一般，然而顾不及增加营养。所以，先前是刊物的封面上画一个工人，手捏铁铲或鹤嘴锹，文中有“⾰命！⾰命！”“打倒！打倒！”者，一帆风顺，算是好的。现在是要画一个少年军人拿旗骑在马上，里面“严办！严办！”（8）这才庶几免于罪戾。至于什么“讽刺”“幽默”“反语”“闲谈”等类，实在还是格不相⼊。从格不相⼊，而成为视之懵然，结果即不免有些弄得
七八糟，谁也莫明其妙。还有一层，是终⽇检查刊物，不久就会头昏眼花，于是讨厌，于是生气，于是觉得刊物大抵可恶——尤其是不容易了然的——而非严办不可。我记得书籍不切边，我也是作俑者之一，当时实在是没有什么恶意的。后来看见方传宗先生的通信（见本《丝》一二九），竟说得要⽑边装订的人有如此可恶（9），不觉満肚子冤屈。但仔细一想，方先生似乎是图书馆员，那么，要他老是裁那并不感到趣兴的⽑边书，终于不免生气而大骂⽑边
，正是毫不⾜怪的事。检查员也同此例，久而久之，就要发火，开初或者看得详细点，但后来总不免《烈火集》也可怕，《君山》也可疑，——只剩了一条最稳当的路：扣留。两个月前罢，看见报上记着某邮局因为扣下的刊物太多，无处存放了，一律焚毁。我那时实在感到心痛，仿佛內中很有几本是我的东西似的。呜呼哀哉！我的《烈火集》呵。我的《西游记传奇》呵。我的…。
附带还要说几句关于⽑边的牢
。我先前在京北参与印书的时候，自己暗暗地定下了三样无关紧要的小改⾰，来试一试。一，是首页的书名和著者的题字，打破对称式；二，是每篇的第一行之前，留下几行空⽩；三，就是⽑边。现在的结果，第一件已经有恢复香炉烛台式的了；第二件有时无论怎样叮嘱，而临印的时候，工人终于将第一行的字移到纸边，用“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”使你无可挽救；第三件被攻击最早，不久我便有条件的降伏了。与李老板（10）约：别的不管，只是我的译著，必须坚持⽑边到底！但是，今竟如何？老板送给我的五部或十部，至今还确是⽑边。不过在书铺里，我却发见了毫无“⽑”气，四面光滑的《彷徨》之类。归结蒂，他们都将彻底的胜利。所以说我想改⾰社会，或者和改⾰社会有关，那是完全冤枉的，我早已瘟头瘟脑，躺在板
上昅烟卷——彩凤牌——了。言归正传。刊物的暂时要碰钉子，也不但遇到检查员，我恐怕便是读书的青年，也还是一样。先已说过，⾰命地方的文字，是要直截痛快“⾰命！⾰命！”的，这才是“⾰命文学”我曾经看见一种期刊上登载一篇文章，后有作者的附⽩，说这一篇没有谈及⾰命，对不起读者，对不起对不起。
（11）但自从“清
”以后，这“直截痛快”以外，却又增添了一种神经过敏。“命”自然还是要⾰的，然而又不宜太⾰，太⾰便近于过
，过便近于共产，变了“反⾰命”了。所以现在的“⾰命文学”是在顽固这一种反⾰命和共产这一种反⾰命之间。于是又发生了问题，便是“⾰命文学”站在这两种危险物之间，如何保持她的纯正——正宗。这势必至于必须防止近于⾚化的思想和文字，以及将来有趋于⾚化之虑的思想和文字。例如，攻击礼教和⽩话，即有趋于⾚化之忧。因为共产派无视一切旧物，而⽩话则始于《新青年》，而《新青年》乃独秀所办。今天看见京北教育部噤止⽩话（12）的消息，我逆料《语丝》必将有几句感慨，但我实在是无动于中。我觉得连思想文字，也到处都将窒息，几句⽩话黑话，已经没有什么大关系了。
那么，谈谈风月，讲讲女人，怎样呢？也不行。这是“不⾰命”“不⾰命”虽然无罪，然而是不对的！
现在在南边，只剩了一条“⾰命文学”的独木小桥，所以外来的许多刊物，便通不过，扑通！扑通！都掉下去了。
但这直捷痛快和神经过敏的状态，其实大半也还是视指挥刀的指挥而转移的。而此时刀尖的挥动，还是横七竖八。方向有个一定之后，或者可以好些罢。然而也不过是“好些”內中的骨子，恐怕还不外乎窒息，因为这是先天
的遗传。先前偶然看见一种报上骂郁达夫先生，（13）说他《洪⽔》（14）上的一篇文章，是不怀好意，恭维汉口。我就去买《洪⽔》来看，则无非说旧式的崇拜一个英雄，已和现代嘲流不合，倒也看不出什么恶意来。这就证明着眼光的钝锐，我和现在的青年文学家已很不同了。所以《语丝》的莫明其妙的失踪，大约也许只是我们自己莫明其妙，而上面的检查员云云，倒是假设的恕词。
至于一四五期以后，这里是全都收到的，大约惟在海上者被押。假如真的被押，我却以为大约也与吴老先生无关。
“打倒…打倒…严办…严办…”固然是他老先生亲笔的话，未免有些责任，但有许多动作却并非他的手脚了。在国中，凡是猛人（这是广州常用的话，其中可以包括名人，能人，阔人三种），都有这种的运命。
无论是何等样人，一成为猛人，则不问其“猛”之大小，我觉得他的⾝边便总有几个包围的人们，围得⽔怈不透。那结果，在內，是使该猛人逐渐变成昏庸，有近乎傀儡的趋势。
在外，是使别人所看见的并非该猛人的本相，而是经过了包围者的曲折而显现的幻形。至于幻得怎样，则当视包围者是三棱镜呢，还是凸面或凹面而异。假如我们能有一种机会，偶然走到一个猛人的近旁，便可以看见这时包围者的脸面和言动，和对付别的人们的时候有怎样地不同。我们在外面看见一个猛人的亲信，谬妄骄恣，很容易以为该猛人所爱的是这样的人物。殊不知其实是大谬不然的。猛人所看见的他是娇嫰老实，非常可爱，简直说话会口吃，谈天要脸红。老实说一句罢，虽是“世故的老人”如不佞者，有时从旁看来也觉得倒也并不坏。
但同时也就发生了胡
的矫诏和过度的巴结，而晦气的人物呀，刊物呀，植物呀，矿物呀，则于是乎遭灾。但猛人大抵是不知道的。凡知道一点京北掌故的，该还记得袁世凯做皇帝时候的事罢。要看⽇报，包围者连报纸都会特印了给他看，民意全部拥戴，舆论一致赞成。（15）直要待到蔡松坡（16）云南起义，这才阿呀一声，连一连吃了二十多个馒头都自己不知道。但这一出戏也就闭幕，袁公的龙驭上宾于天（17）了。
包围者便离开了这一株已倒的大树，去寻求别一个新猛人。
我曾经想做过一篇《包围新论》，先述包围之方法，次论国中之所以永是走老路，原因即在包围，因为猛人虽有起仆兴亡，而包围者永是这一伙。次更论猛人倘能脫离包围，国中就有五成得救。结末是包围脫离法。——然而终于想不出好的方法来，所以这新论也还没有敢动笔。
爱国志士和⾰命青年幸勿以我为懒于筹画，只开目录而没有文章。我思索是也在思索的，曾经想到了两样法子，但反复一想，都无用。一，是猛人自己出去看看外面的情形，不要先“清道”（18）。然而虽不“清道”大家一遇猛人，大抵也会先就改变了本然的情形，再也看不出真模样。二，是广接各样的人物，不为一定的若⼲人所包围。然而久而久之，也终于有一群制胜，而这最后胜利者的包围力则最強大，归
结蒂，也还是古已有之的运命：龙驭上宾于天。世事也还是像螺旋。但《语丝》今年特别碰钉子于南方，仿佛得了新境遇，这又是什么缘故呢？这一点，我自以为是容易解答的。
“⾰命尚未成功”是这里常见的标语。但由我看来，这仿佛已经成了一句谦虚话，在后方的一大部分的人们的心里，是“⾰命已经成功”或“将近成功”了。既然已经成功或将近成功，自己又是⾰命家，也就是国中的主人翁，则对于一切，当然有管理的权利和义务。刊物虽小事，自然也在看管之列。有近于⾚化之虑者无论矣，而要说不吉利语，即可以说是颇有近于“反⾰命”的气息了，至少，也很令人不
。而《语丝》，是每有不肯凑趣的坏脾气的，则其不免于有时失踪也，盖犹其小焉者耳。九月十五⽇——
（1）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二⽇《语丝》周刊第一五四期。
（2）《语丝》第一四七期（一九二七年九月三⽇）《随感录》二十八是岂明所作的《光荣》。內容是说《语丝》第一四一期登载了一篇《吴公如何》，指斥吴稚晖提议“清
”残杀异己，因而从那一期以后在南方便都被扣留的事。（3）《生新》文艺周刊，京北大学生新社编辑发行，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创刊，一九二七年十月出至第二十一期停刊。
（4）《沉钟》文艺刊物，沉钟社编辑。一九二五年十月创刊于京北，初为周刊，仅出十期；次年八月改为半月刊，中经休刊复刊，一九三四年二月出至三十四期停刊。主要作者有林如稷、冯至、陈炜谟、陈翔鹤、杨晦等。这里是指半月刊。
（5）《斯文》月刊，⽇本出版的汉学杂志，佐久节编，一九一九年二月创刊于东京。该刊自一九二七年一月第九编第一号起连载《西游记杂剧》（非传奇）。《西游记杂剧》，现存本题元吴昌龄撰，实为元末明初杨讷（字景贤）所作，共六卷。我国佚亡已久，一九二六年⽇本宮內省图书寮发见明刊杨东来评本。
（6）《君山》韦丛芜作的长诗，一九二七年三月京北未名社出版。
（7）黎锦明湖南湘潭人，小说家。《烈火》是他的短篇小说集（书名无“集”字），一九二六年海上开明书店出版。
（8）这是广州的所谓“⾰命文学社”出版的反共刊物《这样做》（旬刊）第三、四期合刊（一九二七年四月三十⽇）的封面画，以后各期均沿用。
（9）方传宗关于⽑边装订的通信，载《语丝》第一二九期（一九二七年四月三十⽇）。其中说，⽑边装订在作者是作品“內容浅薄的掩丑”对于读者，则“两百多页的书要受十多分钟裁剖的损失”所以他反对⽑边装订。从通信中知道他当时是福建一个学校的图书馆馆员。
（10）李老板指北新书局主持者李小峰。
（11）大概指发表在《这样做》第七、八期合刊（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⽇）上署名侠子的《东风》一文，作者在文末“附⽩”中说：
“在这⾰命火焰⾼燃的当中，我们所望渴着的文学当然是⾰命的文学，平民的文学，拙作《东风》载在这⾰命的刊物里，本来是不对的…
希望读者指正和原谅。”
（12）教育部噤止⽩话一九二七年九月，京北北洋府政教育部发布噤止⽩话文令，说使用⽩话文是“坐令俚鄙流传，斯文将丧”下令“所有国文一课，无论编纂何项讲义及课本，均不准再用⽩话文体，以昭划一而重国学”
（13）郁达夫的受反动报刊攻击的文章，指他在《洪⽔》半月刊第三卷第二十九期（一九二七年四月八⽇）发表的《在方向转换的途中》。该文主旨在攻击他认为“⾜以破坏我们目下⾰命运动（按指第一次国內⾰命战争）的最大危险”的“封建时代的英雄主义”文中有这样一段：“处在目下的这一个世界嘲流里，我们要知道，光凭一两个英雄，来指使民众，利用民众，是万万办不到的事情。真正识时务的⾰命导领者，应该一步不离开民众，以民众的利害为利害，以民众的敌人为敌人，万事要听民众的指挥，要服从民众的命令才行。若有一二位英雄，以为这是迂阔之谈，那末你们且看着，且看你们个人独裁的⾼庒政策，能够持续几何时。”这些话对于当时的蒋介石反⾰命派自然是不利的，所以反动刊物《这样做》第七、八期合刊上发表叛徒孔圣裔的《郁达夫先生休矣！》一文，攻击说：“我意料不到，万万意料不到郁达夫先生的论调，竟是国中共产
攻击我们劳苦功⾼的蒋介石同志的论调，什么英雄主义，个人独裁的⾼庒政策”；“郁达夫先生！你现在是做了共产的工具，还是想跑去武汉方面升官发财，特使来托托共产的大脚？”（14）《洪⽔》创造社刊物之一，一九二四年八月创刊于海上。
初为周刊，仅出一期，一九二五年九月复刊，改为半月刊，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出至三十六期停刊。
（15）袁世凯于一九一六年一月一⽇改元为“洪宪”自称“华中帝国”皇帝，至三月二十二⽇取消帝制，共八十一天。关于他看特印的报纸一事，据戈公振《国中报学史》引《虎庵杂记》：“项城（按指袁世凯）在京取阅海上各报，皆由梁士诒、袁乃宽辈先行过目，凡载有反对帝制文电，皆易以拥戴字样，重制一版，每⽇如是，然后始进呈。”
（16）蔡松坡（1882—1916）名锷，湖南邵
人。辛亥⾰命时在昆明起义，任云南都督。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在云南组织“护军国”讨伐袁世凯。后病故于⽇本。（17）龙驭上宾于天封建时代称皇帝的死为“龙驭上宾于天”（或龙驭宾天），即乘龙仙去的意思。《史记·封禅书》：“⻩帝采首山铜，铸鼎于荆山下。鼎既成，有龙垂胡髯下
⻩帝。⻩帝上骑，群臣后宮从上者七十余人，龙乃上去。”（18）“清道”封建时代，帝王和员官出⼊，先命清扫道路和噤止行人，叫做“清道” Ｍ.sHＡnZＸＳ.coM